她来自西康藏区一个汉藏结合的家庭，17岁她走出了藏区来到汉族地区闯世界，凭着她那自信、倔犟的性格以及聪颖的天资和自强不息的毅力，成为藏族历史上第一位女教授、藏族女国大代表。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兼通藏当两种文字的翻译家、学者，在藏汉民族文化交流方面辛勤耕耘，硕果累累。晚年，她又回到生她养她地故乡——藏区，继续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教育着藏族下一代，直至77岁退休。如今年届八旬的她仍以“老牛明知夕阳短，不待扬鞭逢奋蹄”的精神在笔耕不辍。

她就是曾被誉为西康之莺的邓珠拉姆。

17岁的邓珠拉姆告别了恩深的阿妈独自踏上未知路；在南京她小有名气，与宋美龄吃过饭、拍过照，与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结下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藏族历史上第一位女教授；解放后，获四部委的表彰。

1918年藏历2月，在川藏高原小镇巴塘的一间土屋中，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昭示着一个鲜活的生命来到了这个世界。父亲邓克成双手托着这个凝聚着汉藏情谊的小生命 ，自豪地说：“这是我邓家的一颗明珠”。母亲高兴地为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取名为“邓珠拉姆”。后来弟弟和妹妹陆续出世。在她9岁的那年父亲因病抛下她们母女四人离开了人世。母亲带着3个幼小的孩子生活很即苦，邓珠拉姆用她那瘦弱的双肩与妈妈一起上山砍柴，靠卖柴支撑家里的生活。舅舅得知她们母女的窘况后，给妈妈送来了十几个藏洋，帮助她在家门口摆起了一个小摊。

她的母亲志玛青中出生在一个贫苦的藏族家庭，没有上过学，因为那时除了寺院社会上没有学校，而穷人家的孩子也根本没有读书的机会。但是阿妈非常聪明、记忆力好，且口齿伶俐。她装了满脑子的民歌、民间故中，可以说邓珠拉姆是在藏族民间文学的摇篮中度过了她的童年。那时，一有空闲时间，阿妈就给她们讲故事，教唱民歌。阿妈还善于说谚语，唱藏戏，记得她们母女上山砍柴，在山顶休息时，阿妈就唱藏戏《智美更登》中的片段，那是叙述王子智美更登乐善好施、教度众生的故事，王子把自己的财产、妻子、儿女以至眼睛都施舍给别人，当他施舍了眼睛，流着血躺在那时，他的妻子格德桑布看到这一情景昏了过去，醒来后对他唱道：你若施给别人，什么都可以施舍。为什么将眼睛都施舍？阿妈那委婉动听的歌声给邓珠拉姆留下了忘的印象。

邓珠拉姆刻苦学习、自强不息的品德来源于幼时母亲的教诲以及从藏族文化中汲取的营养。阿妈是她来到这具世界的第一位老师。藏民族乐观豁达的性格在阿妈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阿妈在困难境中永不气馁、乐观向上的精神无疑给邓珠拉姆上了最扎实的一课。

当时，英、美、德国的传教士来到巴塘成立了基督教会，并办起了一所洋学校——华西学校。贫穷的孩子可以住在学校，有书读，有饭吃，到了冬天还发鞋子。一天，在这里办学的美国人浩格登先生和夫人来到邓珠拉姆家，他们用一口流利的藏语给阿妈讲了读书的好处，希望她送女儿上学。客人走后，阿妈用自己的藏装给邓珠拉姆改做了一件小藏装，把爸爸留下的帆布包洗干净给她背上，送她上了华西学校。10岁的邓珠拉姆牢记母亲的教导：人不怕穷，不怕志短，对人来说最宝贵的一是粮食二是知识，别怕洋学堂里女子少，学到了知识走到哪里都会有用。在学校时，她的藏语、英语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就连体育她也从不示弱，小小的个子，赛跑时都要跑在别人前面。浩格登夫妇有一个女儿叫茹丝，和邓珠拉姆同岁，她能歌善舞，且说一口流利的藏语，她们互相帮助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邓珠拉姆既聪明又有一副清脆的歌喉，每当她唱圣歌时，在场的人和外国教师都被她那纯正的发音和悦耳的歌喉所感动，情不自禁的为她鼓掌。

1935年，华西学校办不下去了，浩格登夫妇也要回国了，临行前，她们对邓珠拉姆说：你是个有前途的学生，应该得到进一步深造 ，如果你愿意，我写一封信介绍你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附中去读没中，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此时年满17岁的邓珠拉姆已经踌躇满志，做好了接受新的挑战的心理准备，可是她放心不下阿妈和弟妹。没想到阿妈反倒鼓励她走出茂区学习更多知识。这时候正好有一个巴塘的马帮要到重庆去，在阿妈的请求下，他们同意带邓珠拉姆走，就这样，邓珠拉姆恭恭敬敬地阿妈磕了3个头，告别了恩深的母亲，离开了抚育她成长的雪域高原，随着商队开始了漫长了行程。谁知这一次的离别竟成了与阿妈的永决。（母亲于路途遥远，消息传递缓慢，她没能及时赶回巴塘。）

20世纪30年代的康藏之路崎岖艰险，那时还没有公路，只能骑着马帮商队辗转在崇山峻岭之中，途中还要翻越几座5千米以上的高峰，跨越雅砻江、大渡河等江河，这对一个从未离开过家的17岁的姑娘来说真是一个考险。邓珠拉姆在商人的照顾下，怀着自己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一路上历经艰辛，历时3个月才来到成都。

1935年的秋天，她克服了重重困难来到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京。经浩先生的热情推荐，顺利地进入了由吴怡芳女士任校长的金陵女大际中就读。由于她藏文好，被在《蒙藏月报》任编辑的同乡黄玉兰女士推荐在该报做抄写、校对及翻译工作，课余她还在边疆学校担任藏文教师。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中央政府西迁至重订，邓珠拉姆也来到了重庆。1938年她在西藏驻京办事入（也迁至重庆）任藏文秘书，主要从事口头翻译，此间曾为噶厦驻京代表与蒋介石当过翻译，蒋介石提出修一条通往西藏的路，被西藏代表婉言谢绝。饭后，蒋还亲手削梨子给大家吃。他熟练的削梨子的动作，给在场的藏族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时，她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向周围的藏族学者西绕嘉措大师和西驻京代表洛扎哇土登桑杰学习藏文古典名著《萨迦格方》和《水树格言》，从而藏文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而这此著作中的有益思相如推荐知识与智慧的力量、宣传仁慈、爱民及佛教的利他、乐善好施、正直、忍让等对邓珠拉姆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至今很多格言她仍能出口成诵。基中土登格杰教给她的一首诗至今记忆犹新：体验自己的痛苦，方知别人的苦衷。能够理解别人的人，才是人中之英杰。平常她注意学习新的词汇，发现新词或别人翻译的十分精当的词，她就马上抄在一个小本子上，随身带着，有时外出办事或看病，一有空就拿出来看，好的诗文或格言也抄在本子上供自己欣赏。她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积累知识，不断完善自己。

八年抗战结束了，邓珠拉姆回到南京，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正式聘任她为国立政治大学的藏文副教授，这时对她的能力和学识的充分肯定。邓珠拉姆成为藏族历史上的第一位副教授，在学术界引起极大的反响。1946年她以社会贤达的名义，参加了国民党的制宪会议、1948年她以西康妇女的身份担任了行宪的国大代表。

40年代后期，由于偶然的机会，她涉足政坛，显示了一位藏族知识妇女才干 。在南京，由于邓珠拉姆任当时国立政治大学的藏语文副教授以及多方兼职，并在报刊上不断发表文章介绍藏族文学与文化，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瞩目。她为参加国民党的制宪会议，后又当选为国大代表，由于她在少数民族尤其是藏族代表中的影响，她成为了1984年蒋介石与李宗仁竞选总统时双方争取的对象。一天，邓珠拉姆应邀出席宋美龄举办的宴会，被安排与夫人坐在一桌，当时宋美龄很客气地给她夹了一个小笼包子并说：“你就是邓珠拉姆，你很出名。其他话没有多说，显然是想到这位藏族女国大代表的好感与支持。不久她又受到了李宗仁夫人郭德洁的邀请。李夫人首先称赞她在南京地影响和社会地位，然后开门见山地请邓珠拉姆为李宗仁竞选出力，并表示一定知恩相报。邓珠拉姆被漂亮的李夫人的诚恳态度和对自己的信任所感动，答应了她的请求。当时，郭德洁还给她配备一部轿车供她使用。她宴请了藏区的所有代表，宣传李宗仁的政治见解及对力疆少数民族的关心。此时国民党的上层人士之间的政治斗争和角逐十分复杂，邓珠拉姆周围的朋友为她担心并提醒她：你要小心哟！你正处在人生的黄金时代，得罪了蒋总统可要倒一辈子霉呀！但是邓珠拉姆凭着对朋友的忠诚，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四处游说，为李宗仁拉来了近两百张票。显示了她的能力与才干。

由于竞选，邓珠拉姆和郭德洁建立了亲密的关系。郭德洁对她无话谈，一次，甚至谈到了李宗仁有前妻，但是对她仍然很好等巾心话。邓珠拉姆以一则藏族民间故事来开导她。故事讲的是一对鸠鸟夫妻十分恩爱，后来遇到灾荒，它们把拾到的七颗豌豆保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一天，丈夫出外觅食，妻子在家中守护，一阵风吹来把七颗豌豆，以为是妻子贪吃，就把妻子打死了，冬去春来，丈夫在窝旁树下发现了七颗豌豆苗，十分悔恨，于是从此四处游说，让天下的夫妻要互相爱护、信任。郭德洁听了这个故事非常感动，并说一定要讲给丈夫听。

1949年1月，李宗仁竞选成功在任代总统。邓珠拉姆被请到部统家中做客，主人说了许多感激的话，郭德洁还表示对她的帮助永远不忘，还送给她四两金子和很多衣料作为谢礼。后为风去变幻，李宗仁夫妇去了台湾又到美国，邓珠拉姆回到四川。1965年4月，李宗仁找到邓珠拉姆，并写信叫她来北京见面。当时在成都 的邓珠拉姆不可能前去相见，只得写了一封信经领导看过后发出了，信中称赞了他们识大体、顾大局，弃暗投明的行动。接踵而业的文化大革命使邓珠拉姆自身难保，后业李宗仁夫妇相继去世，他们失去了再次见面的机会。1949年许多国民党的要前往台湾，她谢绝了别人的劝说，坚持留了下来。因为她的根在这里，她的事业也在这里。

解放后，邓珠拉姆回到雅安任西康省文教厅藏文秘书。在雅安成立了革命大学，她受聘任革命大学13班的藏文教师，她兼任18军53师的藏文教师，教官兵说藏语、唱藏族民歌，同时向即将时行的藏汉民族干部介绍讲解藏族风土民情。

在反右斗争的后期及文化大革命中邓珠拉姆受到打击，她被打成“挖社会主义墙脚、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反革命分子”，她的主要“罪状”是翻译了大量的藏族民间故事，这些作品被指责为宣扬封建迷信和帝王影射讽刺新社会的毒草，更重要的是她曾当过国大代表，曾与宋美龄照过像（刊登在当时的报纸上）等都成了她的罪状。为此，1967年被关押了3个月。在身陷囹圄之时，她仍是心地坦然地直面人生、她常念苏轼的名言“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使自己更加坚强，她坚信自己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传授藏文知识，为汉族文化交流所做的努力和工作符合民族团结、平等的政策。由于她的坚定信念，使她度过了这场惊涛骇浪，迎来了各项政策的落实。

对待危难她能以顽强的意志去抗争，在荣誉面前她又很谦虚。她从不向人们吹嘘自己的过去，当她担任州政协常委及民研会主席等领导职务，以及获得各种荣誉时，她总是谦虚地说：我只是藏族中的一员，大海中的一滴水。她时时不忘抚育她成和的丰厚的藏族文化和故土，不忘自己的根。

1966年，邓珠拉姆回到康定参加甘孜州政治学校学习，1967年，被关押3个月后，调甘孜州政协。1978年得到了平反。她又全身地投入到教育、科研、编辑等工作中，她兼任《贡嘎山》藏文编辑、州民族干部学校藏文教师，同时从1981年起创办了藏文夜校，至1991年共培养具备藏文知识的学生400余人。1989年，邓珠拉姆在她71岁时被四川省评为正高级职称译审（教授级），她的学术水平再次得到了国家的认可。她在1986年被评为国家民委、文化部、文联民研会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为先进个人；1977年再一次被上述四部委评为有突出项献的先进个人。

1995年，邓珠拉姆办理了退休手续，然而，她仍在孜孜不倦地工作着，在有生之年为民族文化交流、促进民族团结、共建四化，振兴中华而尽其全力。

作为藏汉文化交流、促进民族团结，共建四化，振兴中华而尽全其全力。

作为藏汉文化交流的使者，邓珠拉姆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藏汉文学的翻译，整理中；三个集中出成果的高峰时期。

她是一名称职的教师，深深地体会到老师是把她从文化的水荒漠带到一个千资百态的世界，使她掌握了知识，主宰了自己的命运，成为一个对人民和社会有用的人，所以刀子十分崇敬教师这一职业，也乐于做一名教师把自己掌握的知识传给学生们。从1936年在南京兼任边疆学校的藏文教师起到80年人在康定兴办10年之久的藏文夜校，其间历时50余年，无论是作为副教授在国立政治大学任教，还是作为兼职教师为进藏部队的干部教授藏语文，甚或是无报酬的义务办藏文夜校，她的学生无是藏族还是汉族，她都兢兢业业地去做。没有现成的课本，她亲自查阅大量的资料，优选其中精品编入教材，使不宪政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思想上也得到陶冶。她真正做到了教书育人，与学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除做一名好教师外，由于她对藏族民间文学情有独钟，因此她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藏族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翻译、研究工作中，她阅读了大量的藏语文学作品，如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奇》及八大藏戏，收集了2000多首民歌、300多个民间故事和3600多条谚语。她还认为藏族民间文学十分丰富，比喻优美、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富于哲理，充分反映了藏族人民勤劳、勇敢、不畏强暴的口德以及高原人民的信贷、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等等，具有审美价值和文化研究价值。因此有必要把它们翻译出来介绍给内地人民。与此同时，针对每一部作品，她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常常能够深入浅出地阐释自己的见解。在她的一生中有3个集中出成果的高峰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1943年至1949年。她尝试着翻译一些藏族民歌、谚语及民间故事，其中藏族谐体民歌是她最喜爱的，每首歌四名六言三顿，节奏响亮、朗朗上口，易于记忆。其汉译文及民间故事《说不完的故事》陆续刊登在当时南京的《新民晚报》、《大公报》及《中央日报》副刊上。她的第一篇处女作是根据母亲讲的故事编写的一篇《三姐妹部卦》刊登在《新民晚报》上。1947年她拟写了《中国边疆》一书，阐述康藏的自然地理特点及祖国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强调积极开发建设边疆的重要意义。此书出版前得到国民党元老于佑任的支持并为此书亲笔题写了书名。为此，邓珠拉姆在南京小有名气，她走在街上常常被读者围住请她签字，她就把藏文“吉祥如意”签在书上或本子上。因为她来自藏区，肤色较黑，新闻界把她誉为声、色俱全的“黑牡丹”。这是她走上翻译、创作道路的开端。

第二个时期是在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的10年间。在这一阶段，邓珠拉姆不但继续从事藏族民间文学的汉译工作，出版了《藏族民歌集》（与扎西泽仁合格、四川民族出版社1959年出版）、《阿古登巴的故事》（四川民族出版社1963年出版）等，而且开始进行汉译藏的工作。如藏文译本《中国古代寓言选》、《土壤的故事》就是这一时期出版的译著。她与刘家驹、格桑等共同翻译的有关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收籍34种，共约40万字，其中以个人名义出版 的有12种。此时，她已经具备娴熟的进行汉藏文互译的能力。一次，捷克的外宾来到四川民族出版社参观访问，当客人介绍他们一天可以翻译2000字时，主人自豪地说，我们的邓珠拉母一天能翻译3000字！这是她的翻译事业上取得丰硕成果的时期。

第三个时期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十年“文革”结束了，年逾花甲的邓珠拉母焕发了青春，她要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以更加饱满的激情投入了工作，取得了累累硕果。她翻译了民间文学作品如《萨迦格言》（选择）、藏戏《智美更登》、《诺桑王子》及民间传说、故事，还创作了散文《少数民族文学的春天到来了》、散文诗《歌虽老战士》以及汉藏对照的《藏医药丸、散名称汇集》（共468条）、言语史方面的论文《甘孜州各县藏汉名称由来及其历史沿革》等。其中她对史诗《格萨尔王传》的翻译及研究极为突出，译著有史诗《松岭之战》、《地狱救母》两部共13万字（与格桑曲批合译）。与此同时她着手撰写史诗研究文章，论文《浅谈格萨尔王传中的谚语》、《浅谈格萨尔王传中珠母形象》以及《格萨尔降生年代的探计》等均具有较高撑术价值，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其中第一篇文间荣获四川民委、民工委颁发的优秀科研成果奖。这一时期是她翻译、创作、研究期获得成果的高峰，她以“老年明知夕阳短，不待扬鞭自奋蹄”的精神在人生道路上谱写了更加辉煌的篇章。

她经历了两次婚姻，如今5位毫无血缘关系的人组成了幸福、和谐的家庭；西康之莺，依然在蓝天上翱翔

在邓珠拉姆的一生中，有过两次婚姻。当她17岁即将离开家乡求学之际，由人介绍结识了李凯，他是黄埔军校第14期学员，比邓珠拉姆大六、七岁。

儿要出远门，中妈不放心，若有一人可以托付也是好事，邓珠拉姆与李凯一同上路去重庆，重来结为夫妻，他们途径雅安，来到川北农村李凯的家，家中兄嫂、弟弟对她很友好，小住一段时间后启程南京。经在蒙藏日报工作的巴塘人黄玉兰介绍，邓珠拉姆在该报当兼职抄稿员，李凯则在学校做军事教官。

丈夫对她很体贴，随后，他们的儿子和女儿相继出世。后来丈夫又有了新欢，他曾对邓珠拉姆提出咱们一起过日，你当大姐，她当妹妹，被邓珠拉姆拒绝。此时，抗战已经胜利，邓珠拉姆回到了南京，在中央日报上登了离婚启事。她常想，夫妻一场，即使不能在一起生活，也不要做冤家。1949年丈夫去台湾时要求邓珠拉姆同去，她拒绝了。临分手时丈夫提出要带一个孩子走，当时儿子只有13岁，女儿才7岁，儿子很懂事主动提出要跟妈妈在一起，这样丈夫带走了女儿。这一分离就是30多年杳无音信。1984年，李凯通过菲律宾寄来一封信，信中说他已80多岁了，身体很好，并询问她母子的情况总，希望她能去台湾相聚。邓珠拉姆回信说我嫁了，儿子死了，相聚已是不可能的事了。

50年代未期邓珠拉姆在成都工作时，认识了在省教育厅工作的格桑，即现在的丈夫。他是哲蚌寺的格西，老家在四川康定，从明朝起康区就是汉藏荼马互市的地方，格桑出身于当地有名的专司管理荼业事务的家族（Ja-gnyeltsang）。格桑的姐姐又嫁给了当时瓦司结波（土王）瓦司雕，他就成了第五代瓦司家的舅爷，其家族在当地很有名气。格桑在哲蚌寺苦读17年得到格西学位后，回到老家康定安觉寺作堪布，解放后，他来到成都民族出版社工作，与邓珠拉姆相识，后来组成了美满的家庭。由于受到多年宗教的熏陶，格桑虽出身于富贵人家，却待人十分谦和，像菩萨一产，话很少，但很会关以。这后来组成的家庭很美满。

邓珠拉姆与前夫分手时留在身边的儿子李树康原在四川大学读书，后来到雅安与母亲同住，担任雅安少先队的辅导员，儿子工作负责，人又聪明，英文学得不错。在60年代初期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身体虚弱、患浮肿靖，后来不幸从楼梯上摔了下来，不治身亡。那时邓珠拉姆已调到成都工作。她得到消息后立即买票赴雅安，为儿子处理了后事。毕竞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她欲哭无泪。在那个全民挨饿的时代，饿死人的事并不稀奇。她买了一个木箱，立了一个简单的墓碑，让儿子的墓朝向东方，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代表希望。

此后，邓珠拉姆再没有生育。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把她与现在的女儿小红联系在一起。小红的父亲是成都的一个裁缝，母亲是农民，他们有五个孩子，在三年自然灾害时，生活困难，实在无法养活这么多孩子，就请求邓珠拉妈带走一个。小红是他们的第五个孩子，她与姐姐是双胞胎。当邓珠拉姆把只有一岁的小红抱起来时，这孩子就乖乖地躺在她的怀里，邓珠拉姆十分感动，心想这可能是缘分吧，于是就把小红抱了回来。有了女儿家中又有了欢乐。然而，好景不长，在随之而来的“文革”中邓珠拉姆被打成牛鬼蛇神，从原来的高工资降为每月只发30元伙食昆曲，于1966年11月被遣回康定。临走前，她对女儿说，你还是回到你妈妈身边吧！我这一走前途未卜，将来情况好转再接你回来。1970年，已上小学的小红提出回到藏族妈妈的身边，于是，邓珠拉姆请一位司机去成都把小红接到康定。此后小红在康定上学以至工作都与邓珠拉姆夫妇一起生活，家中从此又充满了生机。1978年，邓珠拉姆彻底得到了平反。1992年6月，又一个小生命来到这个家庭。那是一位狠心的妈妈把自己的女儿遗弃在康定县民政局办公室的门口，县妇联的干部打电话给结婚5年尚未生育的小红。孩子放在一个背篓里，用小棉被包裹，上边有一个条子写着：1992年4月2日生，请救救这个孩子吧！小红征求妈妈的意见，邓珠拉姆想，这又是缘分，抱回来吧！在全家人的精心照料下，孩子茁壮成长起来。她和阿婆关系最好，阿婆也最疼爱她。当她看到阿婆不高兴时就会说：“阿婆我给你跳个舞吧？阿婆扎西德勒！如今一家人祖孙三代5口人，虽然相互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日子却过得十分和谐、幸福。”

邓珠拉姆对周围的人无论是朋友、学生都十分友善，在他们遇到困难时总是鼎力相助。当时，在南京蒙藏学校的400我人中大多数是藏族学生，他们来自青海、四川藏区，远离家乡，邓珠拉姆就成了他们在南京的亲人。她当时专职、兼职的薪金有几千元，生活很富裕，星期天她经常把困难的学生请到家中来做面片、煮肉给他们改善生活。

1946年北大女学生沈崇被美国军人奸污，激起学生和民众的愤怒，南京的大中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并提出“反饥饿、反内战、反卖国”的口号。她作为国大代表不便于直接参加，便在暗中支持学生，并帮助学生把“三反”口号翻译成藏文。后来一位叫礼的藏文翻译家的南京去世，他的两个夫人和孩子不懂汉语，不知如何处理，邓珠拉姆便带他们去与机关报方交涉，最后由校方出资10000元为戴学礼安葬，并帮助戴的妻子、儿女去了拉萨。一次，她回康定，一个叫杨健康的学生的父母在当地做勤杂工，他们找到她，请她把孩子带出去读书，她答应了，随后把他带到成都。当四川省省长即希和请她吃饭之际，她佯称杨健康是她的侄子，提出请省长帮助去南京学习，后为省府给他解决了从重庆至南京的船票。当时船航行得很慢，杨健康到达南京时已是9月，录取工作已经结束。邓珠拉姆给他8元钱作为当月的生活费，然后到朱家骅那里拍了桌子，她说：这是一座边疆学校，却不收边疆来的人！边疆路途遥远，怎么可能保证准明到达？后来在她的力下，学校收下了杨健康。杨健康在解放西藏时随18军进军西藏，后来在西藏军区当了司令员。1984年邓珠拉姆去拉萨参加格萨尔艺人演唱会时，杨健康和她的学生们已经当了自治区的各级领导，他们争相用汽车把她接走叙旧，她沉浸在桃李满园的幸福之中。

在邓珠拉姆坎坷的一生中，她庆幸自己有一位好母亲，是母亲支持她走上了求学进取、自强自立的道路；她有一个好丈夫，与她相儒以沫，白头谐 老；她有一个好女儿，好孙女，尽管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她的晚年是幸福的，她还有许多知心朋友，笔者就是其中之一，她谦虚、坦诚、赢得了周围人对她的尊敬。

如今80高龄的邓珠拉姆与93岁的丈夫和女儿、女婿、孙妇住在康定城的一幢小楼里，每天上午她仍然坚持看书，写一点东西。她的信条是“学海无边，开卷有益”，她仍在不断地完善自我。下午是休闲时间，散散步、打打牌。晚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是她每晚锁定的节日，她人的高原，却心系国家大事、世界大事。国对家人说，我过世后一定要火化，把我的骨灰撒在江河里，农田里，我也就了了心愿。多么豁达而高尚的情操啊！

1997年6月邓珠拉姆再次远道来到祖国首都北京，接受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中国社会科学院四部委的表彰。家里人不放心她出远门，劝她留下来，但她希望能亲自到北京领奖，而埋藏在她心头的另一个愿望就是看看香港回归祖国前夕的北京。在京期间，她来到世人瞩目的天安门广场，来到香港回归的倒计时牌前，香港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心情十分激动。她心中憧憬着在不久的将来海峡两岸的统一，祖国的更加繁荣富强。

邓珠拉姆——西康之莺，仍然在蔚蓝的在空中翱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