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麦秋吉俄日生平事迹片断

杨武斌

日库活佛1885年出生于康定县炉城镇包家锅庄(俗称瓦斯碉锅庄)内。5岁时被木雅区的日库寺(康定县最大的藏传佛教萨迦派寺庙)和当地各头人按照藏传佛教的仪轨和有关世俗惯例程序，被认定为原日库寺老活佛的转世录童。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将录童接回寺庙，启法名为觉麦秋吉俄日()举行了坐床仪式后聘请高师传授经文。小活佛箫赋聪颖，勤奋好学，深受众望。1905年当他20岁时就赶上西藏深造。在后藏的萨迦寺(萨迦派的主寺)拜请高师传授，攻读经籍，潜心学佛，修持佛法共8年时间，考取了藏传佛教蒴迦派中最高的“左然巴”学位。1913年西藏地方政府中亲英分子在英帝国主义的策划和指使下，掀起了一场“驱汉”(驱赶汉族)的“西藏独立”活动。日库活佛也被列为驱逐对象，他被迫中断学佛，离藏回家。他回日库寺后，主持 寺庙的佛事活动，钻研佛学，弘扬佛法，坐静修行，同时还研究藏医藏药，为人看病治病。

日库活佛佛学造诣很深，是康区佛教界很有威望的大德喇嘛之一。他对佛教界内部的纷争一贯主张“各教派之间应合作求改进，不宜各持已见制造纷争”。凡地方出现矛盾和冲突，他本着佛家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思想信条，“把国宁民安作为最大的善果”，积极主动地去劝解，为人分忧解难。处理问题一贯坚持正义，主持公道，以理服人。待人接物平易近人，真诚相待。谈话诙谐幽默、轻松风趣，使人无拘无束。因此他在康区不论在萨迦派寺院还是其他教派寺院的僧众中；不论是农区还在牧区的群众中都享有较高的声望，受到人们的尊敬。

国民党统治时期，西康省主席刘文辉根据治康的需要，推行他的“以教铺政、以政翼教”的主张，想方设法笼络佛教界人士。刘了解到日库活佛在康区宗教界有威望，不但懂汉语可方便相互交换思想，对事物的看法也很有见地，就延请他到刘公馆的经堂里为其诵经说法。1940年，西康省成立临时参议会，日库活佛被推选为省参议员。刘文辉成立西康临时西陲五明学院的筹备委员会时，又延请他任委员。①日库活佛利用这些职便，寻找机会向当局反映藏族人民群众的痛苦，这在当时的社会里是起不到多大任用的，但藏族人民知道他为本民族人民说了许多话。

193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路过康区，到过康定县的金汤、孔玉、鱼通和木雅等区。红军所到之地军幻严密，秋毫无犯，主张各民族团结平等；宗教信仰自由，寺庙和信教群众受到保护；协助人民建立“博巴政府”，实现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帮助人民翻身解放。红军的这些言行约日库活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8年，他多方打呼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民党政权已是焦头烂额，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已走到了尽头。解放军进军大西南已是指日可待。1949年3月他来到成都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军康藏地区，但未能如愿。1950年6月到雅安晋见了西康省主席廖志高等党政军领导，他代表藏族人民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表示崇高的敬意。省政府根据他对党的认识和态度将他为国家工作人员。②建国后，历任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秘书长、民政处长、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西康省藏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甘孜藏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

他参加工作后积极主动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协助政府做好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思想工作，在全州的建政、支前、肃特、祖传治安和生产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贡献。

日库活佛于1956年12月12日因病不幸逝世，享年71岁。

中共康定地委、甘孜州人民委员会、甘孜州政协的联合悼词是：“曾为民族团结、实现区域自治付出辛勤。即将民主改革，推进藏区进步时不幸逝世”。④党和政府对他的悼词概括了活佛生前为党为人民的事业作出了贡献；对他的不幸逝世深表惋惜。

现将日库活佛觉麦秋吉俄日的生平事迹仅我知道和悼念到的片断简述如下：

一、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反对分裂活动

日库活佛在西藏后藏的萨迦寺攻读经籍，修行密宗期间，间忽听到英帝国主义正网罗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亲英分子暗地策划西藏独立，妄图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成为他的殖民地。他听到后忧心如焚，对外国势力插手藏事非常愤慨。他怀着抑郁的心情观察事态的发展，同时向所接触的人表明自己的观点和见解：“西藏历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民族也是一个整体，任何人搞分裂祖国、分裂民族的活动都不能得逞，搞分裂的人也不会有好下场”。

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便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所篡夺。英帝国主义把中国政局的混乱和中华民国成立还不巩固之时，看作是在西藏策动分裂的大好时机，直接策划和指使西藏亲英势力公开掀起“西藏独立”的活动。西藏各地出现了大规模“驱汉”的武装叛乱，围攻和驱赶清王朝驻藏长官钟颖及其官兵⑤，同时也驱逐在西藏的汉族的居民。亲英分子的反动气焰一时甚嚣尘上。日库活佛公开地站在维护祖国统一的势力一边，坚定地维护国家的尊严，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反对分裂活动。他的正义言行激起了亲英势力的仇恨，他们曾几次派人行刺未遂，最后也将他列为驱逐对象，要他限期离藏，按例他中断学佛，离开西藏回到家乡。

二、组织民团，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

日库活佛离开西藏回到康定时，已是清王朝在康区“改了土，归了流”。各地土司头人的印信号纸已被收缴，土司的封号已被废除。各县已设置知县等流官管理。“改土归流”虽然改掉了土司的统治，但是，清王朝委派的流官却远远未站稳脚跟，多数地方都未实施行政权力。此段时间里又爆发了辛亥革命，四川等地掀起了“保路运动”，清廷调赵尔丰回川任总督，他的边军也先后调回内地，康区的治安无人过问，形成了行政权力的真空状态。乡城县的扎西措布，理塘木拉的阿故、扎西贡布一伙歹徒，裹胁坏人千余，趁此机会向明正土司曾管辖的广大木雅(包括雅江二区的尼马宗牙宗等村)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抢劫。这种匪患从1912年开始，延续到1927年，广大木雅人民群众共遭到6次大的洗劫。土匪所到之地除抢劫财产外，还杀人放火、奸污妇女，无恶不作。木雅人民群众几经洗劫后很多人家破人亡。农村田园荒芜，民不聊生。各寺院也未能幸免，寺院的财产和法器都受到严重损失，僧人逃离寺院，佛事活动中断。日库活佛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担忧。他曾率木雅地区的代表到康定找当局告状，要求政府出面制止匪患。但到康定看到的政局一片混乱，种种官吏如像走马灯似的更迭，他们自顾不暇，哪有精神和心思去管理地方治安。行官的路已经走不通了，只有发动群众建立群众武装走自卫的道路。他把这个想法征求木雅各地知名人士的意见，大家认为：“让土匪宰割不如组织反击，土匪是人，我们也是人，当前这种情况下组织自卫是治本之策。只要活佛主持正义并牵个头，我们就勇往直前”。大家的意见统一后，日库活佛亲自去发动群众组建民团，他委任洛桑彭措任阿太乡的团总，年恩谷日为塔公物区的团总，居里寺老活佛扎巴降泽为人民群众分忧解难，自告奋勇地出任营官乡(当时称居里团总)的团总。雅江二区的杨德贵也被群众推举为尼马团总。团总下面设立若干团首(即带兵官)，以自然村为单位成立自卫小队。各寺院在年轻的扎巴中也组织了敢死队，保卫寺院的法器和财产。同时动员群众购置武器。人们为了自身的生存，积极设法购置枪支，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仅阿太乡和营官二乡就购置步枪200余支， 明火枪250余支。无枪的群众也不甘落后，努力研制火药，供应明火枪使用。从此各个村先后掀起了打击土匪保卫家园的热潮。

1921年冬雅砻江柘水季节，乡城土匪以札西措布、木拉土匪阿故为首的上千人渡河前来抢劫。阿太团总洛桑彭措和营官团总札巴降泽在日库活佛的总指挥下带队分头出击，打死土匪数人，夺回了部分被土匪抢去的和。武装自卫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锻炼了民团队员，打破了土匪不可战胜的迷信，进一步增强了森木雅人民群众自卫斗争的信心。

1925年冬天，土匪为了报复，又组织了更多的人马渡河前来抢劫。木雅地区的各民团在日库活佛的总指挥下，组织了强大的联合攻势。各民团除在自己的防区内选择重要隘口和土匪必经之路设伏，相机打击，另外还抽出部分力量机动出击。这次行动中先后共打死土匪数十人，夺回了被抢去的全部财产。并在沿江重要渡口上设关把守，建立了较严密的江防制度。土匪受到这次痛击后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从此木雅人民群众彻底消除了匪患，过上了安宁的生活。这次斗争大长了人民群众的志气，取得了斗争的经验，因此这种自卫组织形式一起沿袭到解放。

三、处理“甘孜事变”的遗留问题

刘文辉为了控制康北地方势力，早在1932年就将甘孜县的孔萨女土司德钦翁姆收认为义女，并千方百计地控制她的婚事，多方设法在他的部下、军官是特色女婿，班禅行辕回藏的希望受阻后，于1937年12月从青海抬着九世班禅的灵枢来到甘孜县。他们准备到甘孜后聪颖地方势力挤走刘文辉二十四军在康北的驻军，争得一席之地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摆脱寄人篱下的生活并发展地盘。他们的这种意图正符合蒋介石的倒刘阴谋，因而得到蒋的支持。1938年6月国民党中央派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到甘孜察悼九世班禅来到康定。刘文辉深知蒋的用意，对戴有所戒备。他借口自己不懂佛事，委托日库活佛陪戴前往。⑥戴传贤到甘孜后除察悼九世班禅外，主要精力放在笼络地方势力上。他一到甘孜就迫不及待地去认孔萨女土司德钦翁姆、瞻化(今新龙)女土司曲麦志玛为女儿，并施惠于甘孜、德格两地有影响有势力的头人和活佛，积极为班辕聪颖地方势力。恰在这时又吸到孔萨女土司相中班辕警卫队队长益西多吉，并允诺婚事。班辕同意这桩婚事，而甘孜驻军和县长按照刘文辉的旨意对女土司的婚事种种障碍。日库活佛闻听到这种情形后心中非常不安，他想将来有朝一日刘文辉与班辕之间的矛盾冲突很可能因女土司的婚事为导火索来展开，以致双方大动干戈。若发生这种不幸事件将会给佛教的弘业、人民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损失，为此深表忧虑。

1938年秋，孔萨女土司和益西多吉准备举行婚礼时，二十四军驻甘孜部队无端包围了孔萨官寨，收缴了土司和下属头人的枪支弹药，并将女土司软禁起来。女土司被扣押的长时间中，刘文辉通过他的部下向其软硬兼施，也未能使其就范。到了无计可施的地步。若将女土司无理地长时间扣押，就有脶于刘的威信。于是刘文辉找日库活佛(1939年)谈及此问题时，日库活佛向他建议：“你不如同意女土司与益西多吉的婚事，并叫他们到康定来完婚后定居康定，这样既显示了你的宽宏大量，而女土司居住康定后，对甘孜鞭长莫及，无法滋生事端”⑦。刘文辉采纳了日库活佛这个两全其美之策，并通知甘孜驻军护送女土司一行到康定来完婚。但刘的安排被他的甘孜驻军干拢而不能付诸于实施。

1939年12月，班辕与二十四军驻甘孜部队发生武装冲突，揭开了“甘孜事变”的序幕。战斗初期班辕及地方武装取胜，但班辕的武装人员是各寺各地凑起来的土兵，缺乏训练，也没有正规作战的经验，在刘文辉调集近两个团的兵力攻击下，班辕不敌而败退到青海。二十四军收缴了班辕的大批精良武器和贵重物资，重新控制了甘孜地区，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但“甘孜事变”直接殃及到宗教和寺庙，已引起了甘孜等康北地区广大农牧区的不满和义愤，也引起了康南、康东等地僧俗人士的关注。刘文辉的治康经验得出：凡波及到宗教和寺院的事件影响群众的思想信仰，众怒难犯，人心反侧，若处理不好后患无穷。正考虑如何进行善后时，正遇上日库活佛前来求见。日库活佛前两天就听到班辕与刘文辉的部队发生战事，心中很不安，因此前来劝说刘文辉寻求和平方式解决事端，地方免遭涂炭。恰好刘就请日库活佛以佛家再次辛苦到甘孜一趟，劝说双方停火，坐下来谈判。日库活佛以佛家的慈悲为怀、积德行善秋宗旨，接受了去甘孜的任务。他动身的第二天甘孜战事基本结束。他赶到甘孜后看到战事给甘孜地区带来的是疮痍满目，二十四军的官兵暗地还在打“启发”(趁火打劫)，弄得人民惶惶。甘孜各寺院僧人和有关土司下属的百姓，大部分已逃往他乡，生产和宗教浩劫受到严重影响，社会治安恶化。各头人之间的前怨后仇加上嫌隙，严重地影响了地方的安定。他到甘孜后将耳闻目睹的情况及时报告二十四军的指挥人员，请他们进一步整肃军纪，严禁官兵打“启发”。一面走访各寺院和僧俗上层人士，讲清楚相互之间的猜疑，化解怨恨，抛弃前嫌，沟通关系，携起手来共同搞好善后工作。并协助寺院和头人找回出逃人员，帮助寺院主竺佛事活动，让寺院的佛事活动走上轨道。经过他近一个月的艰苦努力，群众恢复了生产，削除了寺院之间、头人之间潜伏着的敌意和隐患，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四、调处寺庙之间的纠纷

1946年，昌都地区察雅寺的寻访组来到木雅地区的甲安托村，寻访认定了一农户家的男孩为该寺老活佛洛登钦绕的转世录童。寻访人员根据宗教仪轨和惯例给男孩的父母和当地头人献上“哈达”表示祝贺，向头人说明了他们认定灵童的过程，并表示他们回寺后将择时前来迎接灵童回寺坐床。康定县的古瓦寺听到这一情况后，就以他们寺大人多，历史上在康藏地区享有盛誉为由，派人到甲安托村强行接走了这个小寻童到古瓦寺，并认定为古瓦寺的小活佛。察雅寺听到此事群情激愤，全地上下要求组织武装人员前往，古瓦寺也准备从僧人和施主中组织武装人员抗衡。后来听到察雅寺的武装力量强大，怕寡不敌众，就改变主意将寻童送到康定，向西康省政府呈报诉状，告察雅寺的状。察雅寺听到古瓦寺已把灵童送往康定了，并恶人先告状，向西康省政府告了我们的不是。这种情况下武装袭击古瓦寺既一得不到灵童，又伤了刘文辉的面子，得不偿失，而且给今后灵童增加了麻烦。就立即改变原来的计划，选派几名有口才的人到康定打官司。刘文辉接到此案后认为两大寺院对抗是件麻烦的事，处理不好会引发地区间的械斗，特别是察雅寺属昌都地区的寺院，暂由西藏地方政府管，容易引出西藏地方政府出面干预，那就会直接影响西康地区的稳定，因此感到棘手。但又考虑两寺争夺灵童纯属宗教界内部的问题，即不能行政干预，更不能依法判决，不如请一位两个寺院均信得过的大德喇嘛出面调解，才能取得效果。主意一定，就延请日库活佛出面调解，两个寺院也无异议。日库活佛先听取两个寺院代表们的申诉后，从宗教的仪轨和认定灵童的世俗惯例讲起，帮助他们开清是非，再苦口婆心地做开导工作和佛法规善。在两方都搞清了是非后提出了处理意见：“察雅寺在寻访和认定灵童上步步履行了宗教仪轨和世俗惯例，这个录音属于察雅寺是情理之中的事，古瓦寺不必再争，你们寺需要小活佛我可以协助寻访认定，但这是以后的事。古瓦寺这次打官司运用了不少的人，耗费了不少的钱，察雅寺应补偿他们一部分，花在灵童身上双方都不必计较。”经过日库活佛耐心细致地说服后，双方都认为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处理意见也公平合理。日库活佛在整修调解过程中既坚持了原则，又维护了双方的面子，双方都很满意。此事的处理结果除双方结具签名外，日库活佛还主持了顶佛发誓仪式，让双方捐弃前嫌，搞好团结。从而平息了这一事端，人们免遭一次灾难。

五、热爱共产党，迎接解放军 

1948年至1949年，日库活佛听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已向全国进军，解放军所到之处都受到人们的欢迎和拥护。不久的将来就要解放大西南，心里很高兴。他见到熟人就悄悄地说：“共产党来了，国家的强盛，民族的振兴都有希望了”。为了广大藏族人民的翻身解放，他冒着极大的危险于1949年3月，以寻访小活佛和朝山拜佛的名义来到成都，后又去乐山和峨眉山等地。在峨眉山住了3个月后转到成都，一面给刘文辉占卜、打卦、诵经、避灾迎祥，祈祝他顺利地完成充暗投明的义举；一面等待人民解放军解放成都后，寻找机会晋见解放军的首长，代表藏族人民致敬。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1950年4月，他在成都邀约康定县金铡寺堪布土登却隐和塔公寺大喇嘛甲多巴吉二人到雅安，晋见了西康省主席廖志高和其他党政军领导。⑧他代表康定县22个寺庙的僧众和施主以及木雅人民群众向省政府敬献锦旗和哈达，表示崇高的敬意。他向首长们表示，他们回康定后将竭尽全力支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他晋见廖志高主席时还坦诚地汇报了他的思想认识：“我在成都等地看到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看到人民解放军，他们是真正为人民做事的。我们佛家也讲普渡众生，但这史是一种愿望，说了没有实际去做；而人民政府为人民办事，不只是说，而且实际去做，真是了不起。我听到人民解放军已进入西康地区，对宗教真正是保护的。人民政府真正地帮助人民翻身，人民可以自由说话，我见到你们这些可以说，而且应该说”。“我始终认为共产党会胜利，穷人会得到翻身，我心里很喜欢”。他并向领导汇报和介绍了康藏地区的社会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请求：“人民政府对藏族老百姓要真正的了解，才能为老百姓作好事情；藏族地区有势力的人大都是不好的人，他们依靠自己的势力站在人民头上压迫人民，希望以后用人上多注意，不要让他们继续干坏事；寺庙里的喇嘛中过去有些败类，他们不一定是真正站在佛教立场上作事的。他们在佛学上没有学问、没有修养，希望对寺庙加以整顿，清除这些败类。真正站在佛教立场上为人民作事的应该加以保护。过去藏族人民很痛苦，一是”乌拉“负担，这个制度并不是不应该有，而是无收入的人负担过度，有时还要另外出钱给那些经办人员，他们贪污中饱；征粮是应该的，但加办理人员从中舞弊变成了苛捐，加在大斗进小斗出，造成老百姓大多成为赤贫，怨声载道；希望人民政府对老百姓的痛苦多多注意，这是很好的，过去因为语言不通，汉藏民族间彼此的情况不了解造成了不少的痛苦”。

日库活佛在雅安期间受到省委统战部和省民委的关怀和照顾，并在领导的帮助下系统地学习了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学习了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和西南军政委员会颁布的法令。通过学习和领导的帮助，他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越学习党的政策，越感到亲切”。

1950年7月，他在雅安是给日库、古瓦二寺寄来一封信，同时也给家中和亲朋好友写了一封信。两封信的大意都是：“共产党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都 是为人民办事的，⑨你们完全可以信赖，不要怕，要从内心里去相信他们拥护他们，从思想到行动上都要坚持这个信念。不要轻信谣言，更不要听某些人的煽动”。当时康定县的僧俗人员思想正处在迷惘之际，人们得知日库活佛信的内容后仿佛吃了一粒定心丸，不再那么担惊受怕，更不再听信谣言。这封信在当时真正起到了预想不到的社会效果。

六、坚定信念，肝胆相照

日库活佛未到内地和未接触到共产党的领导前，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尽管比别我深一些，但思想认识的某些方面仍然存在模糊不甭和一定的疑虑是难免的。但到内地后，他亲身接触到党的领导和政府工作人员，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无私的思想境界，以及他们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深深地感动了他。特别是省委领导对他的帮助和他学习了党的方针政策后，思想认识有了一个飞跃，对党感到亲切，精神也爽快了。他给随员讲：“我到内地来找共产党，这条路走对了。党和政府的领导对我寄予希望，我不能辜负党的一片心意”。

他从雅安回到康定后，马不停蹄地赶到木雅区，在根子夏地方召开了有日库、古瓦二寺的僧众，古瓦和阿太两乡的头人和知名人士参加的会议。会上他现身说法地讲述了他在内地解放区的所见所闻；大讲人民政府怎样为人民办事，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给人民办好事的事例；大讲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党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宗教和信教人员得到政府的保护；大讲领导们谈话的情形和他们高尚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大讲祖国的伟大和人民解放军的强大阵容等。他提醒大家要相信党，相信党的各项政策，轻信谣言，更不能去听信某些人的煽动。人们亲耳听了日库活佛的讲话后，心中的种种疑虑彻底消除了。凡是参加了会人都精神焕发，喜笑颜开。从此木雅地区的各种谣言大为减少，社会治安进一步好转。

人民解放军进军康藏地区，解放广大的藏族人民，是一件伟大的历史事件，是推进藏区社会进步的一个里程碑。但由于临解放时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势力在群众中制造和散布了耸人听闻的谣言，给人们的思想上蒙上了一层阴影，人们都关心着未来的前途和命运。日库活佛学识渊博，阅历广，经验丰富，人们评价他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的人”。特别是他先于别人到内地接触了党和人民政府的代表，学习了党和各项方针政策。因此解放初期的几年里，凡是藏族地区的僧俗上层、祖传名流或出席自治区各种会议的上层人物，凡到康定均先到日库活佛处摸摸共产党的底细，打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或质疑问难等等。他都能热情地接待，耐心地倾听他们的提问，不厌其烦地讲解党的方针政策，深入细致地做思想工作。特别是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对宗教界上层人士的思想工作上，他曾费过一番心血。色达县的多正且、郎桑二位活佛1952年到康定开会时，对党顾虑重重，对政策理解能力差。思想认识上有反复。日库活佛对他们由浅入深地从国家这一概念讲起，一直讲到共产党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在谈到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问题时，他们提问是否像佛教的普渡众生时，日库活佛说：“党的宗旨比佛教的普渡众生高尚得多，根本不能去相比。佛教提出的救苦救难也是一句空话，无人去做，也办不到。我们只要听党的话，按政策办事就是实际地为人民服务”。乡城县有个老活佛(名字回忆不起了)1951年曾给日库活佛来信说：“叫我到康定开会，我很怕，不敢来”。日库活佛及时给他回信说：“放心地来开会，出啥问题由我负责”。这个老活佛耳朵有点聋，社会知识少，对政策的理解能力更差，思想顾虑多。日库活佛对他的思想帮助了费了许多心血。

在州里已安置了工作的上层人士们也经堂找日库谈心。有一次德格土司降央伯姆谈到她与夏克刀登之间的矛盾，日库同情降央伯姆的处境，除开导她外曾批评过夏克刀登。理塘长青春科尔寺的所仁克尊向日库谈及他们寺庙准备举行规模很大的仪式给香根活佛坐床。日库听后很反感，就说：“坐床仪式不必繁杂，更不要高铺张浪费。否则与佛教的三规所不容，也不符合政府提倡增产节约精神”。

日库活佛执行党的政策上有严谨。他与阿旺嘉措(《宗教界爱国人士，州政协副主席)经堂爱在日库住地碰头，交换各自在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和处理上如何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精神(解放初期政府缺乏办公场所，加上藏族人们反映问题又爱到私人家中来，这是种历史习惯)。他俩每研究一件事的处理上既注意政策的严肃性 ，又考虑采取何种方式贯彻才能维护和提高党的威信。有把握的事分头大胆去处理，没把握的及时请求常委和政府。

政府的工作范围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深，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起来了，日库活佛深深感到自己的政策水平低，跟不上形势的需要。他经常说：“我要多抽时间学习党的政策。学好了可以提高工作能力，又可以向别人宣传，使多数人不致于犯不懂政策的错误”。

1952年，他再三考虑，认为喇嘛寺院也应改革进步，为社会有所贡献才对。在他多方努力下，征得日库和古瓦两寺僧俗上层的同意，每寺办起一所学院。在扎巴中选拔年轻聪明的人入学院攻读佛学和藏语文，并定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为了取得培养人才的训练方法，古瓦寺学院抽出洛亚、日库寺学院抽出多吉送往州民族干部学校学习，学成后回学院任教。后来这二人在民干校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洛亚任康定县小学教师，多吉任道孚藏校老师。

1955年，省人代会上提出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的问题，他听到后满心高兴。这段时间他不论在会上发言，还是会后摆谈中，都衷心拥护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他说：“只有通过民主改革，藏族劳动人民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党才能领导人民走向更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

七、党和人民对他的评价

日库活佛逝世后，木雅人民群众对他的评价是：历史上当我们处在匪患猖獗，人们的生命财产遭受到土匪的严重威胁时，他站出来积极组织民团，指导人们走武装自卫的道路，根除了匪患，给人民立下了功劳。为藏族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不顾个人安危到内地去迎接解放军。特别是1950年8月他从内地回来后，一心扑在党和人民的事业上，贡献出自己晚年的全部精力 ，做了大量的工作，做到了尽心尽力。

党委统战部对他在1950年6月在雅安期间的表现的评语是“此次他代表康定县二十二个寺院向政府、军区献旗，并坚决要向首长呈献虎皮、豹皮，情意甚挚。他认为共产党胜利，穷人得到翻身，心里很喜欢”。“日库活佛特别注意地方安定，对土匪坏人扰害地方很憎恨，并希望政府加以惩办。他在政治上似无成见，对地方问题尚能畅所欲言。我与他多次谈话，对我政策纪律有了解，所提意见颇多，有可供参考采纳之处。他无政治背景，对我印象很好，认识较清楚，谈问题能畅所欲言，为人老诚豁达”。⑨

1953年8月，康定地委统战部对日库活佛评语是(人物小传)⑩“因人年老，经验丰富，对过去反动政府一切黑暗皆了解。在我民族政策的逐步推选中感动很大。对我党的政策及各种主张一贯表示真诚拥护，如1950年团结公约决议(指甘孜州第一届一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团结公约》)，日库积极支持。本人对藏区历史及各地寺庙土头情况很熟悉，为人正派，看问题尚较客观，因此在藏民中有一定威望，且种地联系很广。对三年来我们了解藏区社会及人物情况上大有帮助。对筹备建立区域自治成立政权、研究选择人事问题及宣传我党各种政策，均起了很好的作用。对政府积极靠拢，对某些野心分子等表示不满”。听到中央拨给藏区整修寺院款项后，他喜笑颜开，顿时发表意见说：“这下可把反动派谣言彻底击败了”。

日库活佛觉麦秋吉俄日生平事迹方面，杜然贡布(康定县政协常委)、普布扎西(原日库活佛的随员)二同志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此表示感谢。

注;①②③④州委统战部档案材料

  ⑤《藏族史要》

  ⑥⑧⑨⑩州委统战部档案材料

  ⑦《四川藏学研究》(第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