洒向雪域都是情

——访原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杨岭多吉

资历高深，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学者型高级干部

我一直很想拜访资历高深、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原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杨岭多吉，但始终未能如愿。今年四月初八，也就是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春夏之交，专程到成都杨岭多吉家中，请他讲述一下他为社会主议建设事业和中华民族的振兴而艰苦拼搏、恪尽职守、奉献自己毕生精力的事迹。他十分谦虚地推辞道：“我自1949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自己一生所作的事，都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藏族干部应该做的事，没有什么值得宣扬的事迹。”我把话题转向挂在他家中引人注目的二张照片上：一张是1986年照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与杨岭多吉亲切交谈的镜头；另一张是摄于2000年3月25日胡锦涛同志到成都杨岭多吉家中看望他时二人神采奕奕、谈笑风生，显得格外亲切和高兴的握手相迎合影照。

一进他的书房，就看得出杨岭多吉是一位学者型高级领导干部。书架上有他撰写的关于藏族历史、宗教、文化论述和研究当今藏区政治经济、民族干部培养、民族区域自治等方面学术论文数十篇。他主编的《四川藏学研究》1－5册，这五本书其内容涉及藏族的历史传记、语言文字、宗教文化、天文历算、逻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风俗人物、医药等。杨岭多吉以四川藏学研究书院的名义承担了中华社科研究项目《康藏革命史》一书的主编，由亲自参加康藏革命活动的当时人编著的这部40多万字的专著，填补了中国革命史中藏族革命史的空白。他为了给省内外藏学院研究者提供一个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园地，1990年12月由他发起组建“四川藏学研究书院”。1995年由他亲自组织成立《四川省藏学研究会》，召开了二届藏学研讨会，省内外200多位著名专家学者云集四川，对藏族的政治、经济、宗教、语言、文字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学术讨论和学术交流。他们在各个领域通过实地考察、查阅资料：一是研究藏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科技、语言、文字等各学科的历史和现状，探索藏族社会的发展规律，促进藏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二是研究和解决藏区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际问题，探索研究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重大历史问题、现实问题、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三是收集、整理、出版民族文化古籍，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普及藏学知识，使四川藏学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藏学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为藏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和维护社会稳定服务。

当杨岭多吉发现藏学研究领域里的人才队伍青黄不接，许多著名学者和专家均年事已高，缺乏接班人的状况后，他于1993年在四川大学中创办了藏区硕士研究生班，这批研究生毕业后分赴省内外，为藏区社会培养了一批高级研究人才。

杨岭多吉现聘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四川大学历史系客坐教授，收入英国《世界名人录》、《中国人名大词典·现任党政军领导人物卷》等权威性大型辞书中。

国内外许多专家、教授、博士、作家、艺术家、研究生、大学生和民族、宗教界知名人士都愿意接近杨岭多吉交朋友，有些拜他为师，有些与他讨论学术和交流思想；杨岭多吉也十分愿意同专家学者交朋友，并主动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为什么那么多专家学者同他交上朋友？除了他对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知书达理、亲切热情外，更主要的是杨岭多吉为党、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很多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突出贡献，因而人们从发自内心地将他作为值得信赖、交心谈心的知心朋友来相待。

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编的《四川统一战线人物录》记载：“杨岭多吉（1931——     ）又名杨东泉，藏族，四川省巴塘县人。1944年就读于国立巴安师范学校。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东藏民主青年同盟支部副书记和党小组长。建国后，历任义敦县政府秘书、县团委书记、团中央后补委员、西康省青联秘书长、共青团甘孜州委书记、共青团四川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民族工作部部长、四川省青联副主席、共青团四川省委副书记、中共德格县委第一书记、甘孜州民干校校长、中共阿坝州委书记、州革委副主任、阿坝州委第一书记、州革委主任、、第三届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自治区政协主席、第五、第六届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十二、十三大代表、十二届中央后补委员。”

冒着极大风险保护德格印经院

杨岭多吉担任中共德格县委第一书记时，正值“文化大革命”运动，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杨岭多吉”的口号声中，他面抹黑脸，胸挂黑牌、头带高帽白天游街加批斗，夜间坐“牛棚”（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设的监狱）写检讨的日子里，得知有名的德格土司官邸已被炸为平地，举世闻名的雪域文化宝库德格印经院的经书（藏族百科文化典籍）和木刻印版作为“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遭到摧残破坏时，首先向造反派和军代表说明这些东西是中华民族的珍贵历史遗产，不能烧毁破坏，要加以保护，他们那里听得进这些话，反而给他加上“封、资、修”（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政主义）的代理人批斗更加升级。加上“黑帮分子”的罪名，杨岭多吉自然而然想起党中央，于是将德格印经院遭到破坏之事写成书面汇报夹在自己的鞋垫下，交给送饭的妻子阿英拿去补一下，阿英理会“补鞋”的暗示，将此信秘密通过在天津工作的妹妹　　　　阿呷呈给周恩来总理。周总理立即指示保护德格印经院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挽救了德格印经院，挽救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他本人也从牛棚中请了出来。这件事在藏区和我国文化界中迄今传为佳话，大家评论说：杨岭多吉身处坐牢的困境之中，不顾个人安危，舍身保护和拯救藏族文化，使举世无双的雪域文化宝库得以保存下来，这在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史上实属功德无量。

最早批判和否定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理论

自1957年以后， 由于极左思想路线的影响，在民族问题上有人提出“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理论，轻率地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和少数民族问题说成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1979年在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上，杨岭多吉以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为依据，对所谓的“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理论进行了批判和否定。他在会上说：文化大革命中，这个错误理论成为否定党的民族问题的理论，否定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的借口，搞乱了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它严重破坏了民族关系。解放后我国已经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民主改革后，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 我国各民族的关系是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关系，不是阶级对立的关系。尽管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各民族间仍然存在差异、隔阂以及由于历史形成的经济发展上的差异和文化传统上的某些不同，乃至由此产生的摩擦和矛盾，但都属于一个国家中的人民内部问题，根本不是阶级对立问题。对处理民族问题，必须用党和国家的民族平等团结、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段问题”是极左路线的思想残余，它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民族观。用许多客观事例说明“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理论对我国民族工作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以及极左路线所造成的冤、假、错案。杨岭多吉的讲话以《简报》形式印发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上后，与会领导对他的马列主义民族理论水平，以及他对民族关系重大理论问题的鉴别思考能力感到惊奇和敬佩。当时主持全省县委书记会议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十分赞同杨岭多吉的理论观点，并在会上讲：“我们的民族干部很不简单，他们能够考虑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

    当我问到在当时政治环境中，对如此重大的理论路线问题敢于提出否定和批判，其思想信念和精神支柱是什么？他非常轻松而又十分肯定地回答说：“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的洗礼，特别是在“文件大革命”运动中，饱尝了批斗、关押、痛打、凌辱等辛酸苦辣，受尽了人间折磨。这些都是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等极左路线造成的。在当时，我始终坚信我们的党是伟大、正确、英明的党，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发现自己所犯的错误。我抱着这样的信念在等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正了航线，我们的党重新回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思想路线深得党心、民心。全党上下毫不动摇地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把它作为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当时我个人精神振奋、感慨万分、思想解放、无所顾及。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才敢于批判“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理论。党的正确路线是我的靠山，也是我的信念和精神支柱。”

杨岭多吉和其他人士以及民族问题的专家学者对“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批判和否定，引起了中共四川省委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80年4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议纪要的通知》（中发（1980）31号文）中指出：“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是错误的（马、恩、列、斯和毛主席都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毛主席在支持美国黑人斗争时所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是指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垄断集团和反动派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广大黑人同白人劳动者联合起来，才能实现自己的解放。毛主席的这个论断，完全不能适用于我国解放后的民族关系），这种宣传只能在民族关系上造成严重误解。……轻率地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说成是阶级斗争，那么我们就不但不能加强民族团结，而且必然给内外敌人以可乘之机。这是所有进藏同志都必须充分了解，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

1980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评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文章，批判和否定了这个错误理论。从此以后，在全国范围内端正了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纠正了“左”的错误，这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开辟了我国民族工作的新天地。

高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大旗，纠正重大冤、假、错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象春风吹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吹遍千里雪山、万里草原。1976年杨岭多吉调任中共阿坝州委第一书记时，得知该州的红原、阿坝、若尔盖、壤塘四县和松潘县的部分藏区占16万人口中，就有3万余人被划为“新叛乱分子”， 甚至把当时不愿参加农牧业合作社的生产队也被作为叛乱对象进行追究和打击。此事引起他的高度警觉。亲自到基层调查了解，接触参与平叛的干部群众和被划为“叛匪”、“匪属”的人了解情况，问清“新叛乱”的来胧去脉；根据自己的调查了解发现对阿坝州牧区的所谓“新叛”实质上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把当时两派群众组织的派性武斗定性为“新叛乱”，有明显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错误。他的想法同州委成员和其他了解此案的人交换时，尽管人人心中都十分清楚地知道此案定性有错，但因为此案从州、省到中央早已盖棺定论是“新叛乱”，现在提出重新定性要求平反，弄得不好岂不是有很大的风险么，因此大家都不敢表态。经过二年多时间的反复调查，对阿坝州“新叛”定性问题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但大家对此案平反问题仍有很大的顾虑，态度也各不相同，不敢表态平反。怕“新叛”平反了，自己脱不了手。

杨岭多吉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证明“新叛”定性有错，这不是叛乱，而是一起当时群众组织派性武斗的扩大化，此案涉及四个县，3万多人，他深深地认识到此案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件错案，它涉及面宽、后遗症大，如不妥善解决，直接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不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杨岭多吉下定决心要为“新叛”平反昭雪。他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和精神支柱，去掉一切私心杂念,大公无私，实事求是，正本清源。1978年9月在成都召开的全省民族工作会议上，杨岭多吉在大会上发言，把他对阿坝四县“新叛”的调查情况作了汇报，根据调查结果提出“新叛”定性有错，按照三中全会精神，应该给予平反，请求省委对此案进行重新调查，作出正确结论。

参加会议的同志为杨岭多吉的发言，除了对他的才能、胆量和魄力，投以敬佩眼光之余，人人为他捏了一把汗。大家都知道阿坝“新叛”是中央定了性的，现提出平反，岂不是成了为叛乱分子说话的人了。然而，中共四川省委认真听取了杨岭多吉的发言，对这个问题引起高度重视，经过研究，组成省、州调查组，由杨岭多吉任调查组组长，对阿坝四县“新叛”一案进行重新调查。经过实地调查结果，阿坝四县“新叛乱”定性有错，不是武装叛乱，而是两派群众组织派性武斗的升级和扩大化，将调查情况向中央汇报。中共中央于1979年2月10日电函：“中央同意你们对1968年阿坝、凉山部分地区“新叛”问题进行平反的意见”。这桩特大错案得到平反昭雪。当这个消息传到阿坝州时，顿时草原欢呼，雪山笑，村村寨寨跳起锅庄，唱起歌，感谢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政策，感谢杨岭多吉书记声张正义、为民伸冤。

根据中共四川省委对“新叛”平反“着重政治上落实，经济上不予纠缠”的指示，对“新叛”中打死的188人，打伤85人在政治上进行了平反昭雪，经济上给予一定抚恤，对伤者家属有困难的生活上给予适当补助；被集训的（实际上是集中劳教）3087人和被划为“叛匪”、“叛属”的734人全部给予平反，恢复其名誉，对“新叛”或与“新叛”有牵连而被戴帽的76人，判刑的143人，经复查摘帽69人，改判41人，撤销刑事处分54人，受行政处分的全部平反。

原参加平叛的积极分子（其中有些评为平叛英雄模范，有些招干提干，有些参军招工，有些为农村干部）一面保护他们的积极性，另一面又用党的政策向他们做好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使之解除思想顾虑。

广大干部群众对省委和中央的平反“新叛”反映很好。经过平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民族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新叛”错案中的受害者说：“党的政策真英明”。纷纷表示一定要听党的话，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鼓足干劲、齐心协力，以搞好农牧业生产的实际行动感谢党的关怀。实践证明：杨岭多吉在阿坝工作期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主动开展平反和纠正阿坝四县“新叛”的冤、假、错案，从而使民族工作逐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不仅有利于加强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干群关系、民族关系，而且是深得民心的一件大好事。

1989年的“六、四”事件后的九、十月一段时间，社会上出现极力跨大藏区政治形势不稳定风波，说什么“藏区很不稳定”，藏区要发生“叛乱”，特别是寺庙首当其冲，藏区干部、群众特别是寺庙僧人极为紧张，上下人心惶惶。这是根本不存在的人为的一种紧张气氛。杨岭多吉闻讯后，主动而迅速的到藏区“最不稳定的”县和寺庙去调查，发现“很不稳定”，“要发生大、小叛乱”的说法，完全没有事实根据，他只身还在“不稳定”的两个寺庙住宿了两个晚上以证明不存在所说的“叛乱”。调查回来后，十月初向省委主要领导杨汝岱如实作了汇报，省委领导采纳了他的看法，澄清了藏区局势真象，明确了藏区是稳定的，不存在任何“叛乱”的事实，它同内地发生动乱的情况是不同的。同时在十月初，省委召开的第一次藏区工作会议上，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措施，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他纽转了舆论导向，立了大功的。杨岭多吉认为，当时出现不能正确认识藏区政治形势，甚至不止一次地提出“要叛乱”的看法，这是在今后工作中值得警惕，也值得深思的问题。

关心重视民族文化的恢复和发展

我们党和国家一贯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看作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和宝贵遗产，藏民族的灿烂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华各族的传统文化受到极大的摧残，在藏区提出“藏文无用论”，致使博大精深的藏族文化和藏语文遭受破坏和否定。杨岭多吉认为，复兴一个民族，必须首先发展文化，全面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

杨岭多吉调任阿坝州委书记期间，重视民族文化的恢复和发展，起用藏族著名学者毛尔盖·桑木丹和州委宣传部熟悉藏文的副部长达尔基，指导他们恢复藏语文，必须从准备藏文教材入手，要求编写出一至五册藏文教材（后来还受到联合国教科文委员会奖励）。开办了多期藏文培训班，由桑木丹讲授文法、正字法等，这批学员后来成为阿坝州文教部门和各藏文学校的领导骨干。经杨岭多吉提议成立了州编译局，有了从事研究和翻译藏族文化的专门机构，他建议在马尔康师范学校设置藏文课，将原若尔盖县纳摩乡兽防站专家洛让尼玛办的文化技术学校，改办成阿坝州藏文中学，解决了办学的一系列问题，成为牧区群众欢迎的学校。到1997年已培养了四千多名各类人才，深受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后来该校成为牧区办学的一种特殊模式——尼玛办学模式，在阿坝州先后办起了类似的五所藏文中学，至1997年已培养有藏文中专（也学汉文）以上学历的2千多人，成为全州发展民族文化的骨干，他们在恢复和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和两个文明建设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杨岭多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向州委推荐本州藏族著名学者毛尔盖·桑木丹担任州政协副主席，教育部门实干家洛让尼玛成为县、州、全国教育战线上的著名劳动模范，他们为恢复和发展民族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毛尔盖·桑木丹有不少著作面世，影响很大。

解放思想，勇于开拓，敢闯敢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把主要精力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共四川省委向地、市、州委书记们提出要在改革开放中解放思想，大胆去闯新的发展路子。1979年杨岭多吉率先率领阿坝州州级机关17名经济工作方面的负责人，前去福建省开展外贸经济交流与合作，阿坝州有资源丰富优势，福建省有技术、资金和同境外、海外交流等优势。加之，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的热情而积极的支持，他还向省级有关部门打招呼，要积极支援阿坝州，不准赚阿坝州的钱。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没有勇于开拓，敢闯敢干的魄力和胆量，不敢率先带领经济部门的领导直闯沿海搞经济交流与合作。阿坝州与福建省开展了经济交流与合作，昔日阿坝州卖不出去的药材，找到了销路，特别是阿坝州找到今后开放和发展的好路子，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为今后长期开发和发展拓宽了路子。

高举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大旗，深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

杨岭多吉自1981年3月至1985年底在西藏工作期间，始终高举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大旗。他把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西藏得以恢复和发扬，反对极左路线、主观意断和浮夸虚报的作风，纠正各式各样左的倾向，把西藏存在的问题及时向中央汇报，取得中央的支持。使我国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得到贯彻落实。他牢记毛主席在“西藏地区考虑一切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要慎重稳进”的教导。认真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首先，带头到基层调查研究，倾听群众意见和呼声，他的足迹遍及西藏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密切联系广大干部和农牧民群众，了解真实情况，发现问题当场解决；其次，在西藏开展各项工作，时时与自治区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和各阶层人士、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商量，同他们合作共事。因此，他在西藏的工作深得人心。

国内外分裂势力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从未停止对西藏的渗透和破坏，干扰中央对西藏工作的决策。杨岭多吉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反对一切破坏团结、分裂祖国的阴谋活动。对任何不稳定因素，包括来自我们干部队伍内部不利稳定的思想言论和行为，从不掉以轻心，听之任之。

党和国家肯定了杨岭多吉在西藏的工作成绩，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领导几次听取他的工作汇报，并对他的工作能力、政治理论水平、求真务实的作风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评价。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几次提到：杨岭多吉能够考虑重大问题，他提出批判和否定，“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和平反阿坝新判错案，有水平，有魄力，我们的民族干部，他们在考虑国家的重大问题；同他一起在西藏工作的阴法唐将军曾评论杨岭多吉：工作能力强，资历较高，能稳定局势，实践经验丰富，有独立见解，掌握和执行政策稳、工作作风好；十世班禅大师，先后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藏区大小会议上多次评价杨岭多吉是“国家的好干部，共产党的好党员，少数民族的好领导，宗教界的好朋友”。

杨岭多吉虽在省政协工作，但中共四川省委和省政府主要领导委托他要关心和反映民族宗教方面重大情况和问题，有些重大问题同他商量，尊重他的意见。今年春节前夕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专程到杨岭多吉家中看望他，并作了语重心长的亲切交谈，要他不管在不在岗，要继续发挥作用。

与杨岭多吉共同工作过的同级和下级党、政、军界领导十分尊重他、敬佩他，都愿意与他交谈和请教,因为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知书达理、平易近人的藏族高级干部。

协助党和政府处理民族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杨岭多吉在四川、西藏、青海、甘肃、云南等藏区和其他省区县具有较高威望。因此，每当民族地区或内地发生一些民族纠纷时，他主动出面协助各级党委和政府作协调工作，一切从团结稳定出发，用协商民主讨论以理服人的方法处理问题，使纷争得到妥善解决。他从不赞成采用无限上纲上线，以行政命令压服、甚至动武。例如他协调解决“甘孜州色达五明佛学院堪布晋麦彭措与泽主衮等在朱日神山修路问题的纠纷”。这个纠纷牵动了省、州、县各级领导，涉及康北乃至整个康区的稳定。案发后，省、州、县均派出工作组到色达协调解决，但未能收到预期效果，杨岭多吉等省政协同志一去就把问题解决了。然而有些人对他判定纠纷的性质和处理纠纷方式上仍有不同观点和意见，但最终还是杨岭多吉出面把纠纷平息解决了，省委书记杨汝岱和李伯勇在会上作了肯定并作了批示：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1995年，他又顺利解决了“四川省藏文学校与道孚县因打篮球引起的纠纷”，使问题得以圆满解决。1999年中国佛协给杨岭多吉来信希望他协调彭州市宗教局与龙兴寺的矛盾，经过杨岭多吉的多方协调，得到圆满解决。此类事情不胜枚举。

采访结束时，我对杨岭多吉的事迹所感动，在一时冲动下问道：“您一生为党、为国家、为民族作了那么多大事，也冒了不少风险，其力量的源泉是什么？”他十分详和地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完全彻底为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我作为一名具有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把我们党的宗旨不仅铭记在心里，更主要地要落实在行动上。江泽民总书记最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我们党在新世纪的宗旨。”

泽仁邓珠

二ＯＯＯ年四月二十三日于康定

泽仁邓珠，男，藏族，研究馆员，四川甘孜州档案局工作。

电话：0836-2824949   邮编：626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