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江畔走来的钦绕

■张永才

他曾经是一名地下党员，还是“东藏民青”的骨干，是他将巴塘第一批藏族青年带到康定投身革命，是他带领工作组用艰辛与执着书写了“一顶帐篷撑起色达建政”的传奇。他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藏族干部之一，曾任中共甘孜州委书记处书记、甘孜州人民政府州长，并曾三届连任政协甘孜州委员会主席。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康巴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他的名字叫——钦绕。

从贫苦农民娃到“东藏民青”骨干

1928年5月，巴塘县夏邛镇一个贫苦家庭诞生了一个小男孩，父母为这个小男孩取名为钦绕。钦绕出生时，他上面已经有了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分别为大哥、二姐、三哥。后来，父母又为他生下一个妹妹，不幸的是妹妹很小的时候便夭折了。

这是一个极端贫苦的家庭，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属于自家的房子，除大哥过继给三爸当儿子外，全家人的生计仅靠父亲做裁缝的微薄收入艰难维持。万般无奈之下，怀揣一丝儿渺茫的憧憬，父亲带着姐姐去理塘找活路。然而，更不幸的是，屋漏偏遇连夜雨，两年后父亲因高原性心脏病客死他乡。父亲去世后，家中完全没有了生活来源，连房租也交不起，母亲便只有不断地找更便宜的房子。接连地搬家，折磨得一家人精疲力竭。姐姐从理塘回来后，不得不去给人家当长工；三哥那时才12岁，为了有口饭吃，母亲只得求人帮忙让他去当兵。这样，家中就只有钦绕和母亲两个人了，压力虽然比过去减轻了一点，但也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为了养活钦绕，母亲将他寄养到父亲生前的一个朋友家里。这家人也是贫苦人家，但靠着几亩土地种点蔬菜和粮食，也能勉强填饱肚子。后来，县上将山上的一片荒地分给没有土地的人家开垦，钦绕家分得二、三亩。母亲将这块荒地开垦出来种上粟米，收获后把粟米熬成麻糖，用卖麻糖得来的钱作本钱开始了一点小本经营，并用熬麻糖的渣子喂猪宰杀后卖猪肉等……终于，钦绕一家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

家境稍好一点，母亲便送钦绕上学读书。从巴塘县立小学到巴塘国立师范学校再到康定西康省立师范学校……这一路走来，虽然艰辛，但钦绕始终坚持刻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这一路走来，不仅让钦绕的学识得到不断提升，更为重要的是，他正确的世界观逐步树立、爱国主义思想逐步形成。在巴塘国立师范学校，老师教学生们唱《松花江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抗日歌曲，也正是从那时起，爱国主义思想开始植入钦绕的脑子，极大地影响着他以后的人生。在康定西康省立师范学校，课上课下，钦绕逐步了解到一些国家时局，知道共产党一心为民谋福祉，并正在推进伟大的解放战争，所到处势如破竹；知道国民党贪污腐败，战场上节节败退……这一切，让钦绕思想上受到极大振动。

时间到了1949年，这是国民党军队大溃败的一年，物价飞涨、货币贬值、钱不值钱，康定也不例外，这直接影响到康定西康省立师范学校的命运问题。终于，学校在5月份即用完了全学期的经费。没有钱，学校只得停课，学生只有回家。7月底，钦绕求得康藏贸易公司的帮助回到巴塘。

读书期间，钦绕听过许多关于教育家教育救国的故事，他很受影响，决心以那些爱国教育家为榜样。那时，他的奋斗目标就是学成后当一名老师，实现自己教育救国和报效国家的理想。然而，钦绕怎么也没想到的是，正是他这一次从康定回到巴塘，他的命运或者说他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刚回到巴塘的钦绕，经同学图旺和图旺的哥哥扎西泽仁介绍，在巴塘地下党负责人平措旺杰的主持下，正式加入了中共巴塘地下党。

这是一个简单而又神圣的仪式。对当时的情景和自己当时的心情，钦绕生前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

——平措旺杰出来时，手上还拿了一本小册子。他说这是中共七大的报告，他边看这本小册子，边又对我讲了一些关于共产党的知识和情况。他仍然问我说，加入共产党是有危险的，你怕不怕？我说不怕。平措旺杰见我态度十分坚决，就说：“好嘛，你既然态度坚决，不怕牺牲，那我们就进屋去宣一个誓吧。”说完他就起身带我进了里面的一个小房间。屋子很黑，只点了两支蜡烛，我们当时称之为“洋焟”。墙上有一面红色的旗帜，旗帜上面有镰刀斧头，另外还有两个人像，不是画的那种，是属于木刻的版画那种，当然这是我后来才懂的。平措旺杰告诉我旗帜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旗，人像一个是毛泽东主席，另一个是朱德总司令。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党旗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心情十分激动，感觉到自己是在办一件大事，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平措旺杰叫我面对旗帜和画像举起右手，他说：“我念一句，你就跟着念一句。”我点头答应。于是他开始念，我就跟着他念。后来才知道那就是党章上的誓词。念完之后放下右手，就算宣誓完毕。然后平措旺杰对我说：“现在你就是我们中共巴塘地下党的党员了，但是按照规定你还有三个月的预备期。”

很快，时间到了1949年10月1日，这是一个举国同庆的日子。这一天，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天，平措旺杰召集钦绕等人开会，激动地告诉大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在北平（新中国成立时已改称北京）正式成立了，旧中国一去不复返了，人民从此翻身得解放了！”大家听后群情激动、热血沸腾。紧接着，平措旺杰说：“新中国虽然成立了，但是巴塘还没有解放，地下党还不便公开活动，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应成立一个党的外围组织。”经平措旺杰提议并经大家充分讨论，这个组织最终定名为“东藏民主青年联盟”，简称“东藏民青”。除发起人平措旺杰外，“东藏民青”的骨干成员主要有钦绕、曾曲扎、达瓦、洛桑、公布吉称等。不久之后，“东藏民青”迅速发展到70多人，编成5个支部，钦绕担任第五支部的支部书记。

“东藏民青”成立后，在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安定民心、发动群众以及对上层人士和广大僧侣的动员争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巴塘的和平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础。

带领巴塘第一批藏族青年到康定投身革命

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康定，这标志着西康省和平解放。4月在雅安成立新的西康省人民政府，在康定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并向康区各县派出军代表。

西康解放后，形势发展很快，急需大量懂藏、汉双语的少数民族干部。可是，要在短时间内物色到那么多懂藏、汉双语的藏族优秀青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时的康区，只有巴塘成立有中共地下党组织。康定地委决定将这个任务交给巴塘地下党，要求巴塘地下党尽快选送一批藏族青年到康定接受培训。

按照康定地委的安排，中共巴塘边工委立即行动，快速物色到包括钦绕在内符合条件的共计55人，并决定由钦绕和图旺率领，以“东藏民青赴康受训团”的名誉前往康定地委报到。

到康定后，“东藏民青受训团”的全体同志均被安排在原西康省政府社会服务处驻扎，这里当时已改名为“交际科”，后用作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招待所，再后来建成康定宾馆。这里的房子为两层楼房，处于康定城的中心地段，有围墙、有院坝，有电灯、有自来水……环境清静，非常适合学习、生活。要知道，那时的康定可不像现在这样高楼林立，名为城市实为一个小镇，除48家锅庄的建筑稍显气派外，很多建筑都是破旧的片石夹壁青瓦平房，屋矮窗小光线暗还不隔音，沿河更是清一色木架吊脚楼，房子的一半歪歪斜斜地伸向河面，奔腾的折多河水吼得人晚上睡不着觉。把从巴塘来的这批藏族青年安排在“交际科”这样条件较好的地方驻扎，足见康定地委对这批同志的重视。不仅如此，在“东藏民青受训团”到达康定的当天，即受到康定地委书记苗逢澍的亲自接见。接见中，苗书记仔细地询问每一个同志的具体情况，比如：家庭经济状况怎样、有没有房、有没有地，以及哪家是做生意的、做什么生意等等。当得知这55人里面有20几个是巴塘地下党的党员时，苗书记对此非常赞赏。

1950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先遣部队进藏到达康定。18军进藏的任务是和平解放西藏。和平解放西藏，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处理好复杂而敏感的民族宗教问题以及组织好修路和后勤保障等。解决这一系列的复杂问题，没有一批懂藏、汉双语的优秀人才是不行的。这些人到哪里去找呢？随18军先遣部队先期来到康定的一批政工人员是18军的副政委王其梅等。正当王其梅等人为求贤之事犯难时，听说刚好从巴塘来了一大批这样的人才。欣喜之余，王其梅立即与康定地委苗逢澍书记商量，希望康定地委将这批同志全部投入到18军。王其梅对苗逢澍说：“进军西藏，正急需这样的人才。”然而，当时西康也才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同样也需要大量的藏、汉双语人才。最后，康定地委为支援18军进藏，还是将这批人中的大部分都调给了18军，共计40人。这样，这批人中留在康定的就只有15个人了。大家都是热血青年，都想为解放西藏作贡献，被留在康定的同志非常羡慕那些分配到18军的同志。后来，留下的15人中又有11人被送往雅安“西康革大”学习，最终只有钦绕、扎西次仁、彭措、洛登西绕4位同志留在康定工作。

分往18军的那批同志，被安排到各级指挥部，随同18军一起进藏。一路上，无论是行军打仗还是后勤保障，都离不开这批既懂藏语又懂汉语的同志，他们在18军进藏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后来，王其梅曾无不兴奋地对钦绕说：“钦绕同志啊，你们这批从巴塘出来的同志确实是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在康定我是决心将你们全部都要到18军来的，特别要了你，但地委不同意，所以就留下了你们几位。如果当时地委同意的话，你们就都是我们18军的了。你们都是人才啊，离开你们这些同志，我们就寸步难行。你们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顶帐篷撑起一个县级建政

1950年11月24日，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第一届各族各界代表大会在康定隆重召开，正式成立了西康省藏族自治区（1955年9月，西康省并入四川省后改称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选举天宝为第一届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夏克刀登、苗逢澍、阿旺嘉措、洛桑倾巴为副主席。钦绕当选为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

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后，康区各县的建政工作即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到1952年，康区21个县已有20个建政成立了县人民政府，只有色达地区还是一片空白。

色达地理位置特殊，地处川西北边缘，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贫穷落后，历代封建王朝中央以及国民党均未在这里设治，是名副其实的“化外之域”；色达的牧民与外界的交往也仅限于用畜产品交换布匹、盐巴、茶叶等生活必需品，史称“化外之民”。统治色达地区的是“修卡送”（意为骨系三部落），其中最大的是瓦须部落，头人叫仁真邓珠。由于历史的原因，色达地区大大小小的部落头人和宗教上层人士思想上都认为色达是“独立国”，当时色达许多头人的口头禅就是，“我们色达自古以来既没有投降过汉人也没有向西藏地方政府低过头”“色达上管草原上有野驴的地方下管出产五谷之地”，说到这些时还一脸的骄满自负。

1952年8月，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访问团进入色达，对农牧民群众进行了广泛的走访慰问，对大头人仁真邓珠、青洛等上层人士进行了深入的说服动员，大力宣传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并同意色达组织代表团到康定参加即将召开的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至此，色达地区宣布解放，色达建政势在必行。

1952年10月，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康定召开。会议期间，康定地委书记苗逢澍召见时任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公安处副处长的钦绕。苗书记拿出一张地图：“钦绕同志，你来看看这片色达地区。”色达地盘着实不小，但基本是一片空白，图上除标有中部的洞嘎寺和北边的孟龙寺两座寺庙以及冬春草场之外，既没有乡村、城镇之分也无地名标注。可见，历朝历代以及国民党对这里都是知之甚少。紧接着，苗书记对钦绕说：“经地委研究决定，由你去开辟色达地区的工作，为色达建政打基础。现在，色达代表团正在康定，你要先与他们熟悉，了解情况，建立感情，以利下一步工作。”

这是钦绕第一次见识到从色达草原出来的人。和其他农牧区来的代表不大一样，他们不仅脸黑黝黝的，穿着也很“花哨”——有的是牛皮，有的又是绵羊皮，有的有布面子，有的连布面子也没有……。全团共有十八个人，其中有的是头人派来的代表，有的是头人带来的佣人，真正亲自参加会议的头人只有几个。团长阿乌所达，是上色达一个小部落的头人，因代表大头人仁真邓珠来参加会议，便成了代表团的团长。代表团中最大的头人叫曲塘窝江，是色达东部一个大部落的头人，号称管辖四、五百户人家；他来参会时，将自己的老婆、女儿、女婿都带来了，于是他的老婆、女儿、女婿也成了代表。其余的则是一些小部落的头人和随从：一个叫桑桑塘洛，管辖一、二十户人家；一个叫扎洛，是色达东部一个小部落头人；有个叫巴亲的，是下旭他部落的头人，他带的随从是一个小扎巴；还有一个头上长大瘤子的人，平时把头发梳在前面将瘤子遮住，头发一拉开，羊肚大的一个瘤子便跃然眼前，这人也是代表……

会期十多天的接触，钦绕用自己的热情和真诚以及对党的方针政策不厌其烦地宣传讲解，渐渐与色达代表团的人员熟识起来并得到他们的认可和接受。会议结束后，钦绕率领先遣组同色达代表团一起从康定出发前往色达。先遣组共有4人，除钦绕外，另外3人分别是阿兄、贾布贵、阿多。阿兄曾是理塘寺索仁特真的随员，当时正被组织安排在民干校学习；贾布贵本是苗书记的警卫员，为保证钦绕的安全，苗书记特意将其调给钦绕作警卫员；阿多是丹巴人，在先遣组担任炊事员。先遣组的所有装备就是一顶帐篷和一些简单的炊事用具，其余别无它物。

从康定出发，经道孚、炉霍、甘孜，一路艰辛、一路跋涉，11月18日，终于走出甘孜到达一处沟口。正当先遣组一行感到胜利在望时，阿乌所达却对钦绕说：“前方就是色达了。我们要走了。你们就住这里。不要到处乱走。我们会找你们联络的。”这是一处小小的沟口，背靠一座小山坡，前方一片草原平坦地延展开去，从沟口潺潺而出的小溪弯弯曲曲地流向草原深处……钦绕心想，这里虽然荒凉，但搭帐篷还是可以。

三天时间过去了，不见阿乌所达所说的联络人员到来。无意间，他们走出沟口、淌过小溪，侧面大约五、六公里外的山坡上一座寺庙映入眼帘。后来他们才知道，那就是统治整个色达草原的瓦须部落的家庙——洞嘎寺，寺庙规模不大但很有名气；他们搭帐篷的地方叫“撒哈塘”，让他们停留在这里，是仁真邓珠事先就安排好的——这样，只要钦绕他们走出沟口便会被寺庙的人发现，而他们在沟里却看不见寺庙。10天时间过去了，仍然不见阿乌所达所说的联络人员的影子。20天、30天时间过去了，还是没有阿乌所达所说的联络人员的消息！

时间到了12月中旬。高原的寒冬，北风呼啸、雪花飘扬、滴水成冰……一顶帐篷四个人，烧茶、做饭、休息都挤在一起，不必说生活方不方便，也不必说寒冷扛不扛得住，仅是那铺天盖地的无尽寂寞又有几人能够忍受？！2005年，在色达建县5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笔者曾以《甘孜日报》记者的身份采访当年已78岁高龄的钦绕，他说，“那时的色达草原白茫茫一片冰雪覆盖，寒风刺骨。我带领的四人先遣组，一顶帐篷在一条小阴山沟安营扎寨，一个多月时间的等待，除了部落头人的百般刁难以外，最困难的不是吃穿的问题，而是见不到一个人，甚至一头牦牛！寂寞难耐，看见天空的飞鹰也会激动得流泪……我们迫切地盼望着后续人员早日到来！尤其是阿兄，每天都会爬到帐篷后面的小山坡上向远方遥望。后来，当大队人马到来时，阿兄一把抓住一名工作人员的手，只说了句‘我们好想你们啊’就哽咽着说不出话来，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完全可以想象，当时钦绕带领的先遣组面对的是怎样一种艰难！

即使这样，他们也没有一丝儿的松懈，更没有一点儿的动摇。他们下定决心，坚决不负地委的殷殷重托，坚决不辱肩上的历史使命，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到金马草原！钦绕召集大家商量说：“这样等下去绝不是办法，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按照从康定出发时地委的指示精神，主动出击，团结依靠上层，立稳脚跟。”经周密计划，钦绕将四个人分成两个小组，阿兄和阿多为一组留守驻地，他自己带领贾布贵千方百计地避开仁真邓珠安插在洞嘎寺的眼线，千辛万苦地向色达东部一个部落进发。这个部落离他们的驻地相对较近，头人叫扎洛，此人年轻并比较开通，曾作为色达代表团成员到康定参加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对党的方针政策有一定的了解，加之在会上也已经和钦绕熟识。功夫不负有心人，历尽艰辛事竟成。经钦绕进一步努力争取，扎洛表示愿意动员部落人员配合先遣组的工作，并同意卖给先遣组一顶牛毛帐篷和四匹马。这是先遣组取得的第一步成功。有了四匹马就意味着先遣组有了足够的脚力，为接下来对其他部落的宣传、动员和争取工作赢得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953年1月，当陈国忠带领40余人的色达工作组大队人马到来时，钦绕所率领的先遣组已在这里艰辛地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为了便于进一步开展工作，几经搬迁，最后工作组选定在现在的色达县政府所在地安定下来，搭起十六顶军用帐篷，俨然一座小小的帐篷城。这样，同志们的工作、生活条件均得到了进一步改善。

高原的春天来得比内地要晚许多，直到5月河边的小草才开始发芽。经过一个冬天的准备，迎着春日的暖阳，工作组兵分两路，一路沿泥曲河往上，一路顺色曲河向下，深入牧区、农区、半农半牧区走访调研，大力宣传国家形势，深入讲解党的方针政策，并向群众发放慰问品……终于，广大农牧民群众和绝大部分上层人士以及寺庙僧侣，认识到了现在的共产党与过去的国民党完全不一样，感受到了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从近两个月时间走访慰问、宣传动员的情况来看，钦绕认为召开色达各阶层人士代表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对工作组的同志说：“可以开一次较大型的会议了，进一步大张旗鼓地宣传党在民族地区的方针政策，宣传我们到色达来的目的和任务，以便进一步动员和发动群众，促进色达社会、经济进步。”

1953年7月，为期5天的色达各阶层人士代表会议如期隆重召开。这是色达历史上第一次全域性会议，更是一次划时代的会议。包括之前一直没有出来与工作组见面的瓦须部落大头人仁真邓珠在内，各大小部落头人、寺庙僧侣、农牧民群众等各阶层代表人士80余人会聚一堂。会议正式挂牌中共色达工作委员会和康定地委色达办事处，并正式任命仁真邓珠为康定地委色达办事处副主任。钦绕代表中共色达工委在会上对参会人员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解答，并集中宣讲了党在民族地区的方针政策、深入分析了国内国外形势，参会人员的疑虑得以消除，纷纷表示拥护共产党、支持工作组在色达的工作。这次会议，打开了色达建政的工作局面，完成了让五星红旗在金马草原高高飘扬的神圣使命。

1955年11月，国务院批准色达治县成立县人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