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子益西多吉（1910-1959），藏族，四川康北章谷（今炉霍县）人。相子是官衔，即总管的意思，是地方官员在寺庙里的全权代表，其职责是处理僧俗两方面日常事务。益西多吉是姓名，相子益西多吉生于1910年，父名斯郎扎西，母名呷马措。益西多吉有三个姐姐和两个妹妹。益西多吉4岁时，父亲去世，继承了相子的职位，但因年幼不能理事，其相子的职位先后由吾日措甲、查龙业巴巴登和叔父罗布次仁代理。由于父亲去世早，家境贫困，益西多吉青少年在清贫中度过。当他19岁时，正式世垄继承了炉霍寿灵寺（章谷寺）相子的职位和村长、保正等职。

公元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经康区，炉霍寿灵寺受国民党西康宣慰使诺那喇嘛等人的煽动，于藏历正月14日晚策划与红军对抗，益西多吉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提出：看来红军只是路过此地，不会久住，只要给红军提供一些物资上的资助，估计红军是不会损害寺庙和地方利益的。他的意见，当场受到参会者的讽刺与驳斥，益西多吉势孤力单，不愿意与红军为敌，遂于十八日深夜潜去尼坝沟金却村躲避。

红军驻扎炉霍后，了解到益西多吉在当地的地位、影响以及对红军的认识态度，立即贴出告示对他加以争取。通过益西多吉的岳叔绍古从中联络，益西多吉于二月初和红军代表李文海同志见了面，李文海同志向益西多吉讲述了红军的性质、长征的意义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使益西多吉深受启迪，当即表示愿为红军效力。李文海亲切地拉着益西多吉的手说：你真是红军的好兄弟!好兄弟!

1936年3月，红军在炉霍组建了中华苏维埃炉霍县博巴政府（博巴为藏语音译，意为藏族），益西多吉被推选为主席。八达泽仁贡布被推选为副主席，李文海同志担任军事代表。这一时期，益西多吉从多方面配合红军积极开展了博巴政府的工作，先后出席过中华苏维埃中央博巴政府的成立大会；派妻兄曲吾太同寿灵寺喇嘛罗绒多吉去朱倭、甘孜一带，争取觉日寺、东谷寺、大金寺、甘孜寺等几所有影响的寺庙支持红军；派绍古去争取外逃人员返乡；积极为红军筹集粮草、牲畜、衣物。带头把自己家的粮食、牲畜借、售给红军；动员自己爱人彭措志马等妇女教红军战士捻羊毛线，织毛线衣、裤、袜子、手套，置御寒衣物；组织民工为红军炒青稞、推糌巴、磨麦面、加工牛、羊肉和其它主付食品；会同县博巴政府副主席八达泽仁贡布等，去解决有些地方发生抢劫红军物资的事件等，用实际行动支援了红军。

1936年4月的一天晚上，朱德总司令在炉霍寿灵寺亲切接见了益西多吉，朱德同志多次赞扬益西多吉为支援红军所作的努力，鼓励他今后要更好地为人民作好事，朱总司令还对博巴政府的工作给予具体指示。

在红军将要离开炉霍的前夕，李文海同志又带益西多吉到寿灵寺会见了红军政委张国寿，张对益西多吉支援红军、促进藏汉民族团结等方面所作的努力，再次给予充分的肯定，同时要求益西多吉认真考虑怎样妥善安排留下的红军伤病员的问题，会见结束时，赠送给益西多吉白银十锭，牦牛一头、锦旗一面（锦旗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抄没丢失）。李文海同志也赠送给益西多吉小马驹五匹，并与益西多吉共饮了血酒，益西多吉也把自己心爱的一匹灰色骑马赠送给李文海同志。以后，益西多吉把李文海同志送给他的一匹灰色马驹，调教为自己极为心爱的乘骑，并为之取名“克约”（汉译为布谷鸟），意为这匹马是报春鸟，表示对红军的期盼、热爱和怀念。解放后曾有不少新闻记者和美术工作者到炉霍为“克约”拍照、画像，表示纪念。

红军将要离开炉霍时，益西多吉热情地组织群众跳锅庄，献哈达，为红军祈福送行。同时找了几个通藏汉两语、熟悉道路的群众为红军充任翻译和向导。

红军离开炉霍后，寿灵寺和地方上的少数反动分子卷土重来，他们勾结国民党政府残酷迫害红军伤病员和博巴政府成员。益西多吉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对红军伤病员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治疗和保护。他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并以佛教“救人一命，胜造七尊佛像”的俗话，说服相当一部分人对红军伤病员进行了较为妥善的护理和安置，其中，他亲自安置的红军伤病员三十多人集中住在克日罗绒巴登家的一所空庄房里休养治疗，痊愈以后，大部份转送出境，要求留下的分别担任他和他的亲属的随员、庄户等。通过益西多吉和炉霍博巴政府广大群众的妥善安排，居留炉霍的上百名红军伤病员，绝大部份得到了安置和治疗，并在伤病治愈之后，根据志愿转送出境，或在当地安了家。

1946年，益西多吉被推任为炉霍县参议会副会长。1949年12月，刘文辉通电起义，益西多吉在县政府召开了会议的热烈拥护。1950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到达炉霍时，益西多吉带领群众到距县城数里远的洛五沟热情欢迎先遣部队的吴忠师长和天宝（桑吉悦希）政委，向他们敬献了哈达。5月，益西多吉被任命为炉霍县支前委员会主任，协助县军事代表马扎布同志负责组织群众修筑公路，组织支前运输。参加甘孜飞机场建设等等。同年11月，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邀请益西多吉参加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代表会议，被委任为炉霍县人民政府县长，以后几年，益西多吉一直协助军事代表苏克同志进行了接管旧政权，建立新政权，进行“团结爱国、团结生产、团结治安 ”等项工作，并多方寻找前红军代表李文海同志。以后，益西多吉在得悉李文海同志已在长征过草地途中光荣牺牲时，深为悲痛，曾按本民族的信仰和习俗，为李文海同志念经超度，祈祷来生。

1951年10月，益西多吉参加西南少数民族参观团，去祖国各地参观，1952年5月又去北京参加“五、一”观礼。在此期间，每次都受到毛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当中央领导来到接见厅时，益西多吉一眼认出朱德同志，但稳住没有表露出来。朱德同志得知益西多吉在场时，向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快步走到益西多吉前行了庄严的军礼后，紧紧握住益西多吉的手，亲切地问到：“你还认识还记我吗？”益西多吉平静的回答到：“怎么不记得，你是15年前在我家乡炉霍接见我，并与我长谈共产党红军的政策和主张的红军最大的军官，在我的记忆里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于是益西多吉特意向朱德总司令汇报了红军离开炉霍后，炉霍地方对红军伤病员所采取的一系列保护措施。朱德同志对益西多吉及有关人员的工作深表满意，多次向益西多吉致辞以深切谢意。在重庆见到贺龙元帅时，贺龙同志转请益西多吉向炉霍人民和老红军问好。同年，益西多吉被推选为西康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即现在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委员。

1955年2月，益西多吉参加了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会上益西多吉同道孚劳动模范昂旺茨烈等，带头要求在甘孜藏族自治州进行民主改革。益西多吉带头调解债务、解放娃子、废除鸟拉差役，将他家的土地270多亩，积存粮食8600百多斤，通过民改工作组，分配给无地、少地、缺吃、少穿的农民，受到县委的表扬。

1956年康巴地区发生了武装叛乱，益西多吉被任命为中央慰问部团新龙县分团副团长，赴新龙争取了部份不明大度的叛乱骨干份子和被裹协的群众返回家乡，受到副总团长龙鸣同志和中央康定地委的表扬，同年，炉霍泥坝沟发生叛乱，益西多吉仅用了四天时间，争取了全部参叛人员回归。1958年12月，益西多吉调任州人民政府农林处处长；

在康区实行民主改革运动中，益西多吉遭受了极大的迫害。1958年11月，根据炉霍县部份群众的要求，益西多吉奉命回炉霍接受批斗，在炉霍住了半年时间，于1959年5月返回康定。由于对益西多吉进行批斗时，个别群众有过头的言词和行动，益西多吉没有思想准备，事后，有关领导同志思想政治工作也未能及时跟上，以致益西多吉在返康后的当天晚上，不幸自缢身裂，终年四十九岁，对益西多吉不幸逝世，有关部门根据当时的条件，按照民族风俗习俗，进行了安葬，并于1984年8月27日中共甘孜州委统战部下文为益西多吉平反昭雪。

得荣·泽仁邓珠

2003年5月29日  于康定